[摘要]在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中，农民既非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也非只是满足安全需求，而是在权衡经济利益和安全需求的基础上，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并依此作出选择；经济利益与安全需求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农民行动的一般逻辑，学界的讨论主要沿着两个进路展开。一是本体论取向。在此理论框架下，形成了“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对立，亦称“斯科特南北-波普金论题”。“道义经济”论者认为，农民并不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他们的行动原则是安全第一，即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稳定的策略，也不选择那些回报较高但风险也较高的策略[1]（P5-6）。“理性小农”论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时刻计算着经济效益，并主要依赖对经济利益的权衡作出选择[2]（P5）。另一种理论取向是互构论。以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农民行动本身并不存在质的规定性，农民的选择行为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由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所决定[3]（P5-6）。有学者基于现代小农与传统小农的差别，把空间的变化作为具体情境引入，认为空间的扩大给小农带来的未知因素（发展的机遇或挑战），使他们的行为预期不再稳定[4]。无论哪种理论取向，事实上一般都同意，农民的行动选择遵循着“道义经济”—“理性小农”的理论框架，他们的行动或从属于经济理性逻辑，或依归道义经济逻辑，或视不同情境在经济理性和道义经济之间不断转换，“经济理性”与“道义经济”两者此消彼长。但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了运用上述理论难以解释的社会事实。广州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愿意在政府提出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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