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的急剧变迁，农民流动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流动改变了村民的行动选择，进而改变了乡村治理基础，既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治理危机。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要从价值、策略、体制三方面入手，亦即构建复兴传统和建构法治文化并行的价值、能人带动嵌入农民合作的策略以及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体制。一、研究缘起与分析路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以徐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基于长期、持续的实证观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并深入研究了“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1]、“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2]等学术议题。这不仅开启了乡村治理研究尤其是村民自治研究的新阶段，也产生了广泛的政策影响，使这一学术议题也成为政策议题。如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一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急剧变迁，而治理体系改革滞后的一种回应。影响乡村社会基础变迁的因素不一而足，而农民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民流入城市和流出村庄都会对城乡治理和城乡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流出村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微观层面来看，流动现象的出现产生于农民个体的自主选择行为，帕森斯将这种行动称之为“单位行动”，并由此联结而成系统的“行动体系”[3]（P147）。但个体行动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与其生活的社会结构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之中。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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